6月19日，此前深陷多项合规争议的德邦基金官宣新任董事长，由尉迟平接替原代任董事长武晓春，结束四个月有余的代任期。除德邦基金外，6月行业内多家公募同步完成核心管理层换届。据统计，截至6月21日，年内已有74家公募机构发生高管变更，合计涉及169人次，其中19家机构更换董事长、21家机构更换总经理。有业内人士指出，近期行业高管出现高频人事调整的核心因素是“行业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治理重构压力”，反映公募行业发展逻辑从规模导向转向回报导向，从卖方销售逻辑转向买方资管逻辑。
新董事长强调“规范为先”
6月19日，德邦基金发布董事长变更公告，尉迟平新任公司董事长，接替原代任董事长武晓春。过往从业经历显示，尉迟平具有深厚的银行及银行系公募从业背景，曾于上海银行（601229）历任总行金融市场部债券交易部高级经理助理、高级副经理、高级经理，金融市场部外汇与贵金属（881169）部高级经理，金融市场部见习总经理助理等职务；于上银基金历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据悉，尉迟平任职上银基金期间，坚持稳健经营理念，在巩固固收业务优势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权益、指数等多元产品线，推动公司业务布局持续完善，公司管理规模与经营业绩显著提升。
履新德邦基金董事长后，尉迟平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监管导向，紧扣金融“五篇大文章”，恪守“规范为先、客户为本、功能为要、创新为基”的发展原则，立足公司实际情况，延续稳健经营理念，坚持均衡发展战略，持续夯实核心投研能力，深耕资产管理主业，推动公司行稳致远。
值得关注的是，尉迟平是德邦基金年初深陷合规争议并被监管通报之后的新任董事长。今年1月，德邦基金因与不具备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和基金从业资格的互联网“大V”开展营销合作，向其支付大额广告费，利用互联网“大V”的流量和影响力鼓动投资者跟进购买某产品，诱导风险承受能力不匹配的投资者购买中高风险产品。彼时，机构监管情况通报显示，德邦基金被责令改正并暂停受理公募基金产品注册，公司总经理、督察长、互联网业务部门负责人等责任人员被同步追究责任。
此次事件暴露了粗放式流量营销的发展弊端，2月，德邦基金原董事长左畅因工作调整离任，总经理武晓春临时代任董事长，直至近日尉迟平接任。
合规整改驱动人事变阵
对于此次高管变更，德邦基金表示，董事长履新属于正常治理调整。公司股权结构清晰、治理机制完善，作为控股股东的德邦证券始终坚定支持公司发展，公司发展战略、核心团队均保持稳定，各项业务正常运转。当前，公募行业已迈入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人才市场化流动、管理层平稳迭代，是公募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常态特征。
而在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看来，此次换帅本质是合规整改驱动，但形式上以常规换届完成。他从三个方面给出结论：首先是时间线高度吻合。德邦基金1月因联合互联网大V违规营销被罚，监管采取暂停产品注册等措施并追责多名高管。2月原董事长左畅闪电离任，由大股东德邦证券总经理武晓春代任。6月19日尉迟平正式接棒，距监管措施不足5个月，明显短于常规换届周期（883436）。
其次是人选指向合规重建。尉迟平出身上海银行（601229）金融市场部，主导过上银基金规模翻倍增长，其银行系严谨风控基因恰好契合德邦基金“从流量驱动转向重建合规体系”的需求。履新表态首提“规范为先”，印证了战略转向。此外，配套动作显示体系重建。同步引入上银基金固收团队管理规模超千亿的核心人才，形成“董事长+投研团队”整套移植，目的是补上业务缺口、重建组织能力，而非简单换人。
正如柏文喜所说，年内上银基金部分固收核心人才迎来变动，原固收研究总监胡友群以及管理超千亿规模固收基金的基金经理傅芳芳等固收业务骨干，于6月先后加盟德邦基金。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同样指出，此次高管变更起到稳定治理框架、重塑市场信任的作用。放在行业大背景下，此次“换帅”符合公募行业强监管下治理重构的大趋势。重建了营销合规的边界；强化投研和风控对产品规模的约束，防止短期爆款伤害持有人的利益；修复监管和投资者信任，从“流量优先”向“合规优先”转型。
刘英坦言：“从表面上来看是单家公司在合规风波后的董事长补位，放到全行业来看则反映出公募基金正在进入一轮系统性的治理换挡期。”
从“拼规模”转向“拼治理”
德邦基金董事长换人仅是当前公募行业高管频变的一个缩影。近期，董事长、总经理、督察长等公募核心高管变动公告持续增多。据统计，截至6月21日，年内已有74家公募机构发生高管变更，合计涉及169人次，其中19家机构更换董事长、21家机构更换总经理。
6月以来，行业内多家公募也同步完成核心管理层换届。除德邦基金外，交银施罗德基金也变更了董事长，农银汇理基金、上银基金先后变更总经理人选，同期还有华银基金、淳厚基金、宏利基金变更督察长人选。
柏文喜指出，高管变更最核心的主导因素是行业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治理重构压力。“这一因素凌驾于其他动因之上：中小公募依赖爆款产品的模式不可持续，必须通过高管更迭推动组织能力升级；部分头部公募则因货基占比偏高、权益能力不足倒逼管理层调整；合规环境趋严使‘代董事长’‘代总经理’现象普遍化。高管变动是公募从‘拼规模’转向‘拼治理’的表征，合规整改、股东变动等只是触发点。”柏文喜总结道。
刘英同样认为，在当前行业背景下，监管导向从规模扩张转向投资者回报倒逼公司重配管理层，费率改革压缩传统的盈利模式倒逼基金公司寻找新的经营负责人。同时，行业竞争从粗放扩张进入到结构分化，头部机构和中小机构都需要战略再定位。此外，人才结构也正在从渠道型、销售型的高管转向投研型、治理型、综合型的高管。
“最核心的主导因素是公募行业发展逻辑从规模导向转向回报导向，从卖方销售逻辑转向买方资管逻辑。”刘英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