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十年 不走寻常路

　　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股票被关注更多的是股本的大小、K线的形态。而将价值投资奉为圭臬的新生的公募基金初入市场时曾被人质疑乃至嘲笑。因为在当时，蓝筹股往往意味着大盘股，较难操控。“以前看到有基金买的股票，我们都是不买的，因为不会有庄来抬基金的轿子。”一位老投资者说。

　　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一些基金为了博取业绩，向市场妥协，有的走得更远了一些，也就有了后来的所谓“基金黑幕”事件。

　　不过对于中国基金业早期的一些遗留问题，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成熟国家的证券市场、资产管理业一样有过内幕横行、操纵不断、阴谋百出的时代。美国自19世纪证券市场诞生以来，各类股票操纵案就层出不穷。《伟大的博弈》作者评论说，进入了19世纪20年代的纽约股票交易所，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市场，但是就其制度和运行方式而言，却和1817年刚建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从本质上，它仍是一个私人俱乐部，其宗旨仍然是在为交易所的会员牟取利益，而不是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在大部分情况下，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当时的交易所总裁也曝出丑闻，盗用他人巨款，最终被绳之以法。

　　即使在现在，早在次贷危机爆发前，巴林银行的尼克•李森、日本住友事件等就已经向人们展示了这个行业的巨大风险；《诚信的背后》、《沸腾的岁月》、《说谎者的扑克牌》这些由摩根、所罗门兄弟公司一线员工等所撰写的经典书籍已经向世人充分揭示了金融企业唯利是图的一面，所谓保护投资者利益，首先为客户着想只是华尔街挂在嘴上的一句说辞而已。金融业贪婪地追逐利润最大化，将客户和投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嘴脸被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稽核监察的种种清规戒律一样能被轻松突破。在台湾基金业发展早期，一样有诸多不规范之处，比方说常见的事后交易，即今天股市大涨，基金净值自然也涨了，于是就将今天提交的买入申请确认为昨天的价格，这就相当于白送给一天的利润，如果资金量大，累计起来也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入。

　　经过十年时间，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战略大旗下，中国基金业初期获得了一定政策照顾，超常规地从几十亿扩张到了几万亿，已经成为中国投资者理财的重要工具。在高起点的制度设计平台上，基金业的相关制度法规日益完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一些基金公司的经营策略在长期的稳健发展和短期既得的巨大收益间犹疑不定。

　　虽然每家基金公司都将“持有人利益至上”奉为第一要旨，但是在具体操作时也各有侧重。如果说基金业绩还有不可控和不确定性，但是经营管理思路、营销战略却直接体现公司长期经营目标和短期利润的取舍。一家基金公司总经理说，他去各地与投资者交流时，深切感受到投资者对于部分基金公司的不信任感。去年都在大谈“黄金十年”，进军8000点甚至10000点，可转眼间半年就跌掉一半多。

　　同样，一些基金公司发行的QDII，在高位杀入香港市场，还宣称“亚洲股市轮动向上，具有高成长、低估值与高股息三重优势及多元化投资题材，只要跟着对的趋势走，就有获利的机会。”但事实证明，亚太股市跌得比美国等成熟股市还要快、幅度还要大，QDII损失惨重。有的基金净值不到0.6元，要想恢复到面值，需要上涨75.4%，显然这不是个容易完成的任务。

　　不过，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下半年60家基金公司中汇丰晋信、诺德等6家基金公司没有进行分红和拆分的持续营销活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些公司对客户资产风险的管控能力和经营原则。有基金公司总经理大力疾呼，在市场低迷时更需要基金公司坚持投资者教育，帮助投资者树立理性的投资理念，为行业发展拓展空间。在市场亢奋情况下，基金公司则要冷静以对，用更长远的经营眼光看待问题。经历过熊市或者完整的市场周期之后，基金公司的不同企业文化、经营理念、长短期目标的平衡等区别才能体现出来。

　　正如迈克尔•刘易斯在《说谎者的扑克牌》中所指出的：“贪婪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有益于公司的健康。最有害的是那种要求立刻兑现的欲望：短浅的贪婪，没有任何长远的考虑。”此语颇值得中国基金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