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华尔街》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你若不是局内人，你就出局了。”对于多数A股普通投资者而言，面对复杂的股东会议案，他们往往只能充当“局外人”。而公募基金管理人，正是代表广大中小投资者出席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的专业代理人。
然而长期以来，公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后”履职一直处于“闷声干活”的状态。基民每日关注基金净值的涨跌，却很难知晓公募基金管理人在股东大会的投票选择、也不清楚自身诉求是否被传递。近一年来，监管接连出台新规，要求公募基金细化上市公司治理投票的信息披露。如今，公募基金管理人2025年投票结果集中公示——这一次，基民能安心吗？
“积极股东”集体
打破沉默
行业转折点始于两份文件。先是证监会2025年发布《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出台公募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规则，助力提升上市公司质量”。随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管理规则》，首次以自律规则形式明确了公募基金管理人作为“积极股东”的关键角色定位：要求基金管理人持有单一股票流通股本比例达5%(含)以上时，须在十余项关键事项中履职投票；并且，自2026年起，每年4月底前在机构官网公示上一年度对外行使投票表决权情况。
第三方投票咨询服务机构紫顶数据显示：2025年公募基金管理人累计披露了1.16万次股东会参会记录，覆盖5586场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议案超5万项，产生投票记录10.6万条。
具体来看，全行业165家公募基金管理人中，163家已披露2025年对外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权情况，74%的管理人有实际投票记录。头部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履职积极性遥遥领先，参会次数最多的前十家管理人包揽了全行业近七成的参会记录，富国基金、华夏基金、招商基金的参会频次与投票数量均位居前三。
面对投票数量的大幅增长，也有人不免疑问：会不会是“盲选凑数”？答案是否定的。每一次投票背后，都有一套严谨、专业的分析、决策与执行机制层层把关。
以兴证全球基金为例，该机构对重要议案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专职研究员及行业研究员等基于公司重点跟踪持仓，综合考量被投企业的业务发展、治理状况、行业环境等要素，提出投票建议；投资管理人员根据投票建议作出投票决定；研究总监与投资总监进行审批后，由对应交易员完成网络投票执行。每一票都有据可查，绝非随意为之。
不少公募基金管理人还借助金融科技提升履职质效。华夏基金自2023年上线数字化投票平台后，年均参与股东大会投票次数从200余次增至2025年的1000余次，以科技赋能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种积极履职的意义格外实在。“公募基金管理人的首要经营原则就是‘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通过与上市公司开展积极、有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提交股东提案、行使投票表决权等方式，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保护投资者核心利益。”兴证全球基金ESG研究员张乃凡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招商基金相关人士表示，公司将支持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要工程等作为投资决策的重要原则，同时高度重视参与上市公司治理，通过参与股东大会投票、主动披露相关信息，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和中小股东权益，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更值得留意的是，公募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化表决履职，正悄然带动中小股东更积极地投身公司治理。“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表决意见披露后，可成为中小股东的决策参考，形成‘专业引领’的示范效应，提高了股东大会的参与度与决策性。”工业富联（601138）副总经理兼首席法务官解辰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异议票
直击治理“靶心”
在海量投票数据中，有一组占比不高却格外值得关注的数据——异议票。它看似不起眼，却是保护中小投资者最关键的“杀手锏”。原因在于，常规赞成票反映的是“认同”，而异议票体现的则是“制衡”——后者往往更能检验机构股东是否真正站在持有人一边。
2025年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9家公募基金管理人投出弃权或反对的异议票，涉及238场股东会、1015个议案，反对票与弃权票合计占比1.07%。尽管整体占比偏低，但每一张异议票都直指上市公司治理痛点，聚焦资本运作合理性、关联交易合规性、董事选聘公正性等核心问题。
例如，有些上市公司明明现金流充裕，却仍要启动港股上市或再融资，汇添富基金、博时基金便直接投出异议票，理由直白而有力：“融资迫切性值得商榷”“或稀释中小投资者利益”。这并非反对融资本身，而是质疑其必要性及对中小股东的潜在伤害——这正是机构投资者区别于散户的专业判断力所在。
面对不当关联交易，建信基金从交易必要性、定价公允性、程序合规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维度严格把关，对可能侵害中小股东权益、影响公司长期价值的议案坚决说“不”。这种“以投促改”的机制，本质上是将外部监督压力转化为公司自治的内生动力。
对此，解辰阳表示，在股权相对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大股东或管理层可能利用信息优势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作为专业化机构投资者，公募基金管理人的表决权能有效制衡大股东的“一言堂”，尤其在资本运作、关联交易等关键事项上，通过投反对票或提出质询，倒逼上市公司决策程序更加透明、合规。
实际上，公募基金管理人敢于“较真”并非一日之功。回顾历史，早在2003年，华夏基金、长盛基金、博时基金、鹏华基金、易方达基金等公募基金管理人就曾联合反对招商银行（600036）拟发行不超过100亿元可转换债券的融资方案；2015年，在万科与宝能的控制权之争中，公募基金管理人也发挥了机构治理作用……一系列标志性案例表明，以异议票制衡公司治理，早已刻入公募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基因。换言之，这并非2025年新规催生的“应景之作”，而是一以贯之的行业底色。
当然，异议票并非情绪化的对抗。紫顶股东服务首席研究官胡至臻向《证券日报》记者点出了其中的关键：“机构投资者并非‘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通过理性表决帮助上市公司减少不当决策，提升治理质量。”基于专业研判的理性制衡，才是异议票真正的价值所在。
“零参与”
暴露部分机构短板
整体来看，公募基金积极履职已成主流，但行业分化问题依然客观存在，直接影响投资者权益保障成效。
数据显示，即使是权益规模排名前30名的公募基金管理人中，也有6家公募基金管理人2025年参与股东会投票次数不超过30次，此外，全行业还有40余家公募基金管理人全年“零投票”。
对于投票频次分化的原因，胡至臻分析，权益规模、产品结构、持仓分布、投资策略的差异，是导致投票频次分化的核心原因。此外，部分上市公司议案内容较为常规且缺乏争议，也会降低实际投票需求。
不过，同样是投票不足，不同体量的公募基金管理人背后的逻辑有所不同。如果说大型公募基金管理人的投票分化主要源于策略差异，那么中小型公募基金管理人的投票不足，则更多受制于现实条件。
华北地区某中小型公募基金相关人士向记者坦言，公司管理规模偏小，且投资布局偏向均衡分散。部分持仓标的中，基金持股比例仅3%至4%便可跻身前十大重仓股，话语权不足，客观上难以深度参与上市公司治理决策。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更深层的痛点在于，不少中小型公募基金管理人缺乏完善的议案研究团队、规范的履职流程和数字化系统支撑，专业对接上市公司治理工作的人员也较为匮乏。
当然，投票频次并不等同于履职质量。胡至臻特别提到，中小型公募基金管理人虽投票总量较少，但不乏异议表达，并非消极履职，而是投票履职体系尚未完全实现系统化、常态化。
事实上，“积极股东”的履职方式远不止投票一种。某大型公募基金相关人士表示：“相比单次投票，通过与上市公司管理层持续沟通、专项督导，建立长期良性互动，更能精准推动企业治理升级，切实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这些非公开的常态化对接，同样是“用手投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不像投票记录那样易于量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行业分化固然值得关注，但评价一家公募基金管理人的“积极股东”成色，或许需要更多维度的标尺——既要关注投票记录，也要重视那些隐藏在记录背后的沟通与制衡。
从“被动投票”
到“主动提案”？
从10万次投票的广泛参与，到1.07%异议率的理性制衡，公募基金管理人“积极股东”的市场形象日益鲜明。但若仔细审视，从“完成投票”到“高效行权”，从“头部先行”到“行业共进”，提质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好在，先行者已率先迈出探索的步伐。华夏基金根据投资组合中持股规模、ESG因素对财务和(或)运营绩效的重要性、被投企业ESG评级结果等评估标准确定尽责管理的优先目标，并结合被投企业特征，有针对性地践行尽责管理；兴证全球基金则建立明确的投票量化标准、利益冲突回避、内幕信息识别及年度自查披露机制。这些实践虽出自不同公募基金管理人，却为全行业提供了可参照的范本。
那么，下一步怎么走？胡至臻表示，公募基金行业可在尊重机构差异的前提下，强化自律与经验分享，通过总结最佳实践等方式培育投票履职文化，针对关联交易、再融资、股权激励等重点议案形成细化的研究框架，帮助不同规模机构提升议案研究、流程建设等能力；公募基金管理人也可在现有制度要求基础上，逐步将投票履职纳入受托责任与投研体系，明确议案判断标准与审批流程，加强内部协同，并推动投票原则透明化、决策流程规范化，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比单纯参会投票更进一步的方式，是从“被动投票”走向“主动提案”。解辰阳建议，公募基金管理人可建立提案权监测机制，当旗下产品合计持股达到提案权门槛时，主动识别公司治理在独立董事选任、高管薪酬合理性、分红政策等方面的短板，从而形成正式提案，将行权边界向提案环节延伸。
放眼未来，在监管引导、行业自律、机构精进的多方合力下，公募基金管理人将持续激活长期资本价值，当好中小投资者的专业代言人，让A股市场的投资生态更成熟、更稳健，也让每一份托付都更安心、更有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