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引导基金，已成为各级政府支持产业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过去20年，中国各级政府引导基金持发展，举世瞩目。企业在跨地区投资时普遍面临有形和无形壁垒。政府引导基金能否帮助企业跨越地域藩篱？
上海财经大学金玉萍、安徽财经大学李光勤、暨南大学黄浩权三位学者2025年5月发表《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2004—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
研究证实，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吸引企业异地投资。市场优化效应、金融赋能效应、产业协同效应是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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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研究假说
企业在跨地区投资时普遍面临有形和无形壁垒，这些壁垒不仅阻碍异地商业关系的建立，更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885988）的整合与经济活力的释放。政府引导基金由政府出资设立，依托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本，以市场化运作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从信号传递角度看，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向市场释放了明确的政策信号，表明地方政府对特定产业或区域发展的支持态度，这种政府背书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对未来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增强其异地投资的信心。同时，引导基金通过参股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能够直接扩大区域内可投资资金规模，缓解企业异地扩张面临的融资约束。
基于此，论文提出假说1：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吸引企业异地投资。
在市场优化效应方面，政府引导基金遵循市场规律，在项目筛选、投资决策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全流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主导作用，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能，增加市场竞争活力，提高市场化程度，从而为异地企业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在金融赋能效应方面，引导基金的设立能够吸引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在当地布局，拓宽异地企业融资渠道，降低金融交易中的信息获取及处理成本；同时引领信贷资金流向科创企业，通过分散信贷风险构建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而金融科技（885456）凭借强大的融资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在产业协同效应方面，引导基金明确地区产业发展方向，通过针对性投资推动区域产业集聚，形成马歇尔外部性带来的“共享生态”，降低企业采购与运输成本；通过并购基金等形式推动传统产业兼并重组，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形成Jacobs外部性促进知识溢出；最终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加速技术要素应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升级。三大效应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共同构成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企业异地投资的完整传导路径。
基于此，论文提出假说2：政府引导基金能够通过市场优化效应、金融赋能效应、产业协同效应吸引企业异地投资。
02 研究方法
基于假说，论文构建如下模型：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异地投资（IRI），即上市公司跨地区新注册企业的注册资本。论文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新注册子公司的注册资本（单位：亿元）取对数进行度量，该指标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上市公司对外异地投资的规模与强度。
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引导基金规模（GF），以城市层面的政府引导基金规模作为度量指标，并在模型中采用滞后一期的处理方式。这一滞后设定具有双重考量：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存在时滞，基金设立后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产生实际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滞后处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向因果问题，即当期企业异地投资规模较大可能反过来促使地方政府设立更多引导基金。
控制变量从企业和城市两个层面选取，以尽可能吸收影响企业异地投资的其他因素。企业层面控制变量（X）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成长性等反映企业自身特征与财务状况的指标，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能力与扩张意愿；城市层面控制变量（Y）涵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开放程度等城市禀赋特征，这些因素构成了企业异地投资决策的外部环境约束。通过系统纳入企业和城市双重层面的控制变量，模型能够在控制相关混淆因素的基础上，更准确地识别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净效应。
03 实证结果
论文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引导基金（GF）对企业异地投资（IR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吸引企业异地投资，假说1得到验证。具体而言，在控制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关变量，并纳入企业-城市、城市、年份三重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GF的系数在常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向显著性，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越大，越能吸引上市公司前来设立异地子公司并进行资本投入。这一结果具有较强的经济意义：政府引导基金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向市场传递了积极的政策信号，有效降低了企业对异地投资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同时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从而实质性推动了资本跨地区流动。
为进一步检验结论的可靠性，论文从替换变量、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控制混淆因素、缓解自选择问题等多维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基准结论稳健。
考虑到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可能与城市经济基本面存在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问题，论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选取城市政府审计监督作为工具变量（IV），其理论基础在于：审计监督力度越大的城市，财政资金使用越规范，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和运作越积极，满足相关性条件；而审计监督主要通过规范财政行为影响基金规模，不直接影响企业异地投资决策，满足外生性条件。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回归结果显示，第一阶段中工具变量对GF的回归系数为3.04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Anderson canon. corr. LM统计量为337.071，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为115.492，均强烈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第二阶段回归中，GF对IRI的系数为0.042，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因而，政府引导基金显著吸引企业异地投资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04 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市场优化效应：论文从社会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检验市场优化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引导基金（GF）与社会资本变量（VCC、VCN）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社会资本充裕地区，企业更易获得外部融资，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促使政府引导基金更高效地引导资金流向企业；政府引导基金（GF）与资源配置效率（RAE）、市场化程度（MP）的交互项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说明高效的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体系能够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降低资金错配风险，助力政府引导基金精准推动企业异地发展。
结果证实，市场优化效应是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传导机制。
金融赋能效应：论文从金融集聚和金融科技（885456）两个方面检验金融赋能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引导基金（GF）与金融集聚指标（FPS、FDS、FCS）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在金融资源高度集聚的地区，充裕的资金供给与完善的金融网络显著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使得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更高效地推动企业异地投资；政府引导基金（GF）与金融科技（885456）指标（FT、DIF）的交互项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说明金融科技（885456）凭借技术创新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融资效率，并强化风险管理能力，政府引导基金借助这些优势能够精准识别优质异地企业，为其投资活动提供有力支持。
结果证实，金融赋能效应是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传导机制。
产业协同效应：论文从专业化产业集聚、多样化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三个维度检验产业协同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引导基金（GF）与专业化产业集聚（SIA）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专业化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完整的产业链和集群效应带来规模经济与技术溢出，政府引导基金可借此优势吸引企业异地投资；政府引导基金（GF）与多样化产业集聚（DIA）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多元产业协同能够降低经济波动风险，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多样化产业生态吸引企业布局；政府引导基金（GF）与产业升级（IU）的交互项系数同样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既能吸引企业异地投资，又能推动企业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投入，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结果证实，产业协同效应是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企业异地投资的重要传导机制。
（二）异质性分析
投资方向异质性：论文将投资方向划分为高技术产业与非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企业与非高技术企业两组进行异质性检验，以考察政府引导基金是否偏离国家战略导向。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引导基金（GF）对高技术产业投资的系数为0.004，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对非高技术产业投资的系数为0.001，不显著，组间差异p值为0.005。政府引导基金（GF）对高技术企业异地投资的系数为0.008，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对非高技术企业的系数为0.005，不显著，组间差异p值为0.001。
上述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并未偏离对高技术企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方向的引导，政策资源显著向高技术领域倾斜，体现了引导基金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定位。
企业异质性：论文从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两个维度考察政府引导基金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差异化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政府引导基金（GF）对国有企业异地投资的系数为0.011，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对非国有企业的系数为0.003，不显著，组间差异p值为0.001。政府引导基金（GF）对大规模企业的系数为0.007，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中小规模企业的系数为0.004，不显著，组间差异p值为0.000。
综上，政府引导基金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异地投资引导效应更为显著，这一发现为理解政策效果的结构性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经济后果：论文进一步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企业异地投资后，是否对企业自身产生积极的经济后果，从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水平和债务融资成本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采用LP法和OP法分别测算，结果显示异地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引导基金推动的资源跨区域配置优化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在创新水平方面，以企业专利申请数量、研发投入强度等指标衡量，结果显示异地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强度，说明异地布局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市场竞争效应激发了企业创新动力；在债务融资成本方面，以企业利息支出占负债比重、财务费用率等指标衡量，结果显示异地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这可能得益于金融集聚带来的融资渠道拓宽和引导基金的信用背书效应。
上述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企业异地投资并非简单的资本空间转移，而是能够切实改善企业生产效率、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融资成本，实现企业层面与区域层面的双重高质量发展。
05 研究结论与建议
基于上述内容，论文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吸引企业异地投资，且主要通过市场优化效应、金融赋能效应和产业协同效应三条路径发挥作用——在社会资本充裕、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引导基金与市场化力量形成共振；在金融资源集聚、金融科技（885456）发达的地区，引导基金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产业集聚完善、产业链配套健全的地区，引导基金借助规模经济与知识溢出吸引企业布局。此外，政府引导基金未偏离对高技术企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引导方向，且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引导效应尤为突出。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吸引企业异地投资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强创新水平、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实现企业与区域的双重高质量发展。本文研究为理解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效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地方政府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885988）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空间布局，优先在社会资本充裕、金融集聚度高、产业基础好的地区加大引导基金投入，充分发挥其“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效应，避免在市场化程度低、金融生态薄弱地区的盲目扩张；强化金融赋能功能，推动政府引导基金与金融科技（885456）深度融合，借助数字普惠金融手段破解异地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难题，同时积极吸引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集聚，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生态；着力打造产业协同生态，围绕区域主导产业构建专业化与多样化并存的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整合降低企业异地投资的配套成本与初期生存门槛，实现“引资”与“引智”并重；坚持战略引导定力，持续将资金投向高技术企业和高技术产业，确保政策资源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针对当前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引导效应相对较弱的现实，探索设计差异化的引导模式与配套支持政策，扩大政策受益面，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885988）、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